黃昉苨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2月24日11版)
  阿綺波德·立德曾游歷過中國的大江南北,她見識過院院有樹、宛若一座大型園林的北京城,也為蘇州姑娘一身藍衣裙、時尚優雅的妝扮而驚嘆;她贊嘆湖州的雄偉教堂,同樣對廈門的美麗島嶼印象深刻。
  但這位隨夫在大清國經商的游記作家心中有更揪心的另一張地圖:
  “在西部,婦女們的腳都裹得像蹄子一樣小……北方的勞動婦女因為腳下站不穩,只能跪在厚厚的黑土地上勞作。在廣東,某種意義上來說,裹腳只是為了表示身份的不同。而在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,裹腳被列為是品行的標誌……”
  為此,這位一句中文都不會說、滿可以躲在上海租界內過著舒舒服服小日子的富商之妻,投入清末的反纏足運動。當北方正經歷著戊戌變法、義和團運動等社會動蕩時,這位英國女人,在南方各省市行走,宣揚廢除裹腳。
  她說,如果你還記得年幼時第一次踏進冰冷海水中的感覺,就能體會到她宣傳反纏足時的心情。很多年以後,她被胡適形容為“中國婦女解放的恩人”。
  在1927年意大利人阿爾圖羅·卡斯蒂廖尼所著的《醫學史》中,裹足與閹割一同被列為中國古代外科醫學的主要成就。這種觀點固然是出自於對中國醫學的不瞭解,卻可以一窺“裹腳”這一時尚給當時西方人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。1893年,一位加拿大醫生初抵中國,見到中國女人蹣跚步行的模樣,還以為遇上了腿腳出問題的患者。瞭解真相後,她成了反纏足組織“天足會”在四川省的發起人。
  立德夫人,就是中國“天足會”最初的創立者之一。她用的方法聽上去頗有“愚公移山”的勁兒:自費去不同的城市,在每一個地方辦提倡放腳的宣講會。
  你可以想象她遭遇到的水土不服。第一次宣講會開始前,她邀請的官員擺出“藐視天地間萬物”的架勢帶著僕從進場,把中國翻譯給嚇跑了;在漢陽一次全是上層男子的集會上,立德夫人問大家:女人裹腳是出自於自己的愛好嗎?沒人回答她,滿屋子的人“聽了這話都笑起來”;在蘇州一間美國人所辦的醫學學校里,立德夫人講了很多裹腳的危害,而兩個年輕學員則用“勇敢而堅定”的語氣告訴她裹腳的好處:漂亮!
  立德夫人不禁揣想:他們也許只想得到緞面的繡花鞋,卻從未意識到鞋面下那雙扭曲的、畸形的腳意味著什麼。她的醫生朋友曾遇到一位從遠方趕來求醫的婦女,她的腳因為多年纏足已經壞死,她祈望外國醫生能夠給她的雙腳帶來奇跡——然而世上並沒有這樣的奇跡。
  為了讓中國人更能接受,她在演講時張貼張之洞反對纏足的文章,並聯繫上李鴻章,希望他能支持她們。李中堂跟她打哈哈:“你想我發佈命令,讓全國的女人都不裹腳?我可沒那麼大權力……你想讓我給你寫點東西,像張之洞那樣?好吧……”他隨後嘟噥著說,“我現在老了,寫不動了”。立德夫人靈機一動,讓李鴻章在她的扇面上題詞。這把接地氣的扇子後來成了宣講會很好的展示道具。
  她意識到自己的宣講很可能“給人茶餘飯後提供了笑料”,但是,沒有什麼聰明的捷徑:“唯一的方法就是直言不諱,坦言我認為裹腳有多麼可怕,害處有多大”。也許因為她實在太實心眼兒了吧,很多滿頭珠翠的富家太太聽過她的宣講後,決定加入天足會,鬆開裹腳布。她不是第一個宣傳反纏足的人,但在一系列引人矚目的演講過後,天足的觀念流行起來。
  在廣東,一位七旬老婦在宣講會上告訴立德夫人:她扔了裹腳布,儘管年事已高似乎無甚必要,但她願意為別人做個榜樣。
  在香港,一個報館里工作的年輕人對她深深鞠躬:因為她的影響,他的姐妹與妻子都不再裹腳了。
  “占全國人口一半的中國婦女,同時也是另一半人的母親。愚昧、多病、肢体不全的母親所養育的後代會與她一樣孱弱不堪”,立德夫人在著作中寫道。她相信中國的希望正在於勤奮而充滿活力的年輕人身上。但中國人有多少理解她的努力呢?在題寫完反對纏足的扇面後,李鴻章曾意味深長地告訴她:“如果讓婦女的雙腳解放了,她們會因此變得強壯起來,男人已經很強壯了,這樣的話,他們會聯合起來推翻朝廷的。”
  這就是立德夫人的故事。我想起她的故事時,剛剛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,裡面一位女性炫耀自己收集的古董繡花鞋和裹起來的三寸金蓮;還有一位母親,表示她熱愛傳統文化,正嘗試給女兒裹腳。
  100年已經過去了,我們也差不多把這些遺忘了。
  不論如何,立德夫人得到的最廣為人知的評價,來自福州一位道台:“你就像觀音菩薩。過去觀音在中國人心中只有一個,現在有兩個了。”  (原標題:反對裹腳的英國女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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